傳木鐸金聲，展京師風范，講述北師大人自己的故事。
前言
陳垣先生（1880—1971）是老一輩學人中勤勉治學、忠貞愛國的一個典范。他一生著作等身，是馳名海內外的史學大師。他在政治活動方面也多有建樹,是清末、民國抗戰愛國、教育報國的重要代表人物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陳垣滿懷激情地投身于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，1959年1月，終以79歲高齡成為一名共產黨員。陳垣先生的入黨，絕非緊跟形勢的心血來潮，而是一位耄耋老人政治立場的最終選擇，體現了他志愿做“紅專老人”的政治追求。
陳垣先生一生致力的，不外乎政治與學術兩大事業，但無論是對二者的分身并任還是擇一而為，他的政治取向都是堅定而明確的。
陳垣生于清末洋務運動時期，歷經戊戌變法、辛亥革命、軍閥當國、抗日戰爭、國共內戰等時局動蕩。青年時期，他已表現出鮮明的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的思想與行動。1913年，33歲的陳垣以革命報人身份當選為北洋政府眾議院議員。1921年，任教育部次長，代理部務并兼任京師圖書館館長。這段時期他不僅政治上有作為，學術上也日益精進。1923年，“曹錕賄選”的丑聞爆出，他不明所以地受到牽連，于是決然從政治生涯中抽離。1926年，受英斂之臨終托付，陳垣進入輔仁學社與公教大學（輔仁大學前身），“專心于教學與著述”，1929年就任輔仁大學校長。他的愛國思想與民族氣節轉而以學術為依托，以講壇為園地。抗日戰爭時期，他身處淪陷后的北平，致力于“有意義之史學”，“所有《輯要》、《佛考》、《諍記》、《道考》、《表微》，皆此時作品，以為報國之道至此矣。所著已刊者數十萬言。言道、言僧、言史、言考據，皆托詞，其實斥漢奸、斥日寇，責當政耳”。抗日戰爭勝利后，對于國民黨政府罔顧民生并蓄意挑起內戰，他深表痛心。對于外界風傳的擔任“國大代表”一事，他斥為“特可笑也”。談及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前途,聲言“外戰猶有民族意識為之防，內戰則純視民心向背。” 1948年底至1949年初，國民黨政府為做退守臺灣的長久之計，實施《搶救大陸學人計劃》。陳垣先生作為資深的大學校長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自然是重中之重的“搶救對象”。但陳垣絲毫不為所動，“自前月十七八，政府來電并派飛機來接，都未成行，后又敦促數次，均婉謝，因無走之必要也。”在事關政治站位的投票上，他把擁護和信任給了中國共產黨。他發表于《人民日報》（1949年5月17日）的《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》，最能體現他的政治態度，解放后的北平， “來了新的軍隊，那是人民的軍隊；樹立了新的政權，那是人民的政權；來了新的一切，一切都是屬于人民的。……活了七十歲的年紀，現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會，在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新的社會。”他在表達擁護新政權的同時，勸告胡適能夠“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”。
陳垣讀《人民日報》
陳垣先生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，對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擁護，不僅有言語上的公開表態，而且在行動上緊緊追隨。
親歷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形勢變化，對比國、共兩黨主政下的社風民情，陳垣長期壓抑的政治熱情被重新點燃了。“我以前沒有看過好的政治，就以為凡是辦政治的就辦不好，就令人失望，于是只好采取消極的辦法，對政治不聞不問。”“現在不同了，從解放以后，我靜心的觀察政府的一切措施，一切法令，真是基本上和從前不同了。不用說別的，就看見他們提倡艱苦樸素的作風，沒有一點奢華享受的喜氣，已經是從前所沒見過的。”作為首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代表、全國政協會議特邀委員，他更加忙碌起來，同時，政治考驗也隨之而來。
陳垣校長主持開學典禮
1950年7月，天主教駐輔仁大學代表芮歌尼致函校長陳垣，堅持教會給予輔仁大學“年度輔助費”，要以“一個新的董事會由教會選任”、“教會經由教會代表對人事聘任有否決權”等為條件。這一要挾事關輔仁大學的存續，也是對新中國教育主權的公開挑釁。經多次交涉無果后，陳垣清醒地選擇了依靠人民政府來解決問題。“站在人民立場考慮問題”、“為人民教育事業著想”，陳垣這樣總結他在這次事件中的體會。如果說輔仁主權風波還限于陳垣先生的“職責使然”的話，參加土改則說明了他主動參加基層政治活動的意愿。1951年5月，陳垣受命擔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的總團長，他不顧體弱年邁，在四川巴中地區四處走訪,所見所聞讓他“思想上起了階級的變化”，“認識了群眾偉大的創造力”，他認為，所謂“超政治”“超階級”的學術生活是不切實際的。他決心轉變自己，“我從西南回到北京后，正是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開始，在這次學習運動中，除了我自己努力以外，還要依靠群眾的幫助，來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。”
1951年9月27日輔仁師生歡迎校長土改歸來
陳垣先生對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的信服發自內心，他不憚于思想的自我改造，是黨的指導思想的信奉者。
在投身社會主義事業方面，陳垣先生有著年輕人一般的激情。如果說解放前夕的堅定“留下來和青年們一起看這個新社會”，尚屬認同新政權層面的話，決心“一切需從頭學起”、“做一名馬列主義的小學生”，則意味著他對黨的指導思想的心悅誠服。1951年9月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正式開始，陳垣“深感從前那些在書本上得來的知識，都要從新估定”。“反求諸己”“聞道太晚”放在別人身上或許只意味著自謙和遁詞，由他說出卻是行動上的自覺和追趕上的迫切。他站在人民的立場，以階級分析的觀點，聯系“曹錕賄選”事件、輔仁治校風波、一生的學術追求以及土地改革體會，對自己的階級立場、政治思想和治學方法進行了反思與檢討，他的認真和誠懇，是很多人都自愧不如的，“拿放大鏡”“勤讀馬列毛著作”“向辦公室同志請教”，是他留給大家的深刻印象。1952年9月，輔仁大學正式與北京師范大學合并，陳垣出任新的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。陳垣保持了一貫的勤勉做事、和煦待人的作風。他與北師大黨委相處和諧，凡是涉及黨的政策的事項、需要政治把關的發言，他不僅主動與黨委書記溝通，而且盡可能征求同事們的意見。“在我們同事中有一黨員同志，我們相處不過二、三年，但是感情極為融洽……我拿他當做老師看待，經常彼此交換意見，對我的幫助極大。”上個世紀的整個50年代，盡管大大小小的運動不斷，但陳垣先生在師生們心目中的形象，崇高而不失溫煦，與學校黨委始終保持信任關系，是深受師生愛戴的好校長，是廣受各界尊重的忠厚長者。“靠近黨，擁護黨的各項政策，參加各項政治運動”，是陳垣先生在整個50年代的寫真照。
陳垣校長與其他校領導的合影
陳垣先生的入黨，不僅是思想和組織上的，而且是治學和業務上的，他的追求是成為一名“紅專老人”。
新中國成立初期，由于政治運動對家庭出身、階級成分、社會政治關系，以及個人甚至親友的經歷的重視和把關，加之政治批判的上綱上線化傾向，基層黨組織對于團結和吸引知識分子入黨，往往傾向于保守。陳垣思想上和行動上緊跟黨組織，但具體到入黨問題，他還是格外自謙和謹慎的。他說過，“我以為在舊社會里過了大半生的人，舊思想影響很深，入黨的希望不大。”
1955年，老朋友、清華大學副校長劉仙洲教授以65歲高齡入黨，點燃了他能夠加入黨組織的信心。在寫給學生柴德賡的信中，他推心置腹，“知識分子應走劉仙洲的路，爭取入黨！”在《我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意見》一文中，他坦露心聲，“共產黨是不拒絕任何人的，只要你決心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偉大的革命事業，不論是年老年輕，都有可能加入黨的組織。”對于自己的學術，陳垣一度也曾有過 “何去何從”的困惑，但他不是一個故步自封的自滿型學者，決心要“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論作為今后治史的方法”。在與好友楊樹達的書信中，他寫道，“來示謙欲法高郵，高郵豈足為君學？況我公居近韶山，法高郵何如法韶山？”韶山是毛澤東主席的家鄉，這是他學術上師法毛澤東思想并勸友是從的表現。1956年，北京市高校黨委組織部在《教授中發展黨的計劃》中，還是給了陳垣一個“不具備入黨條件”的判語。他此后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。1958年, 郭沫若、李四光、李德全、錢學森等入黨的消息公布，四位同志陳垣都熟識，他的內心再次受到強烈震動，“表示決不灰心，要努力爭取入黨”。陳垣的入黨訴求得到北師大黨組織的高度重視，北師大黨委向北京市高校黨委上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陳垣思想內部評價及小傳材料，介紹了陳垣的表現和他希望做“紅專老人”的意愿，建議“可考慮發展其入黨”，市高校黨委很快批復了北師大的報告。
1959年陳垣校長入黨
1959年1月28日，北師大人事處、校長辦公室支部召開支部黨員大會，討論并接受陳垣入黨，陳垣在會上激動地表示，“今天黨給了我寶貴的政治生命，我要珍惜這一新的開始。今年我已年近八十，自恨聞道太晚，但俗語說‘虎老雄心在’，年歲的老少，不能阻擋人前進的勇氣；問道的遲早，不能限制人覺悟的高低。我要以有生之年，竭盡能力，為黨的事業，不休不倦地繼續努力。”
陳垣校長入黨后接受《人民日報》采訪的照片
1971年6月，晚年服膺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的陳垣，走到了人生的終點。按照他的遺囑，家屬將他歷年寫作積存的4萬元稿費交作黨費，將他一生珍藏的4萬余冊圖書和幾百件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。追悼會上，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代表中共中央致辭，稱他“人雖老而志愈堅，年雖邁而學愈勤”，他的學生邵循正書寫的挽聯 “稽古到高年，終隨革命崇今用；校讎捐故技，不為乾嘉作殿軍”，客觀概括了他晚年的學術生活和政治追求。